从过去这些年发生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2004年我们第一次看到劳动力短缺。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到今天我们还知道,招工难一直是企业和地方政府最头疼的一件事,这是2004年到今天为止,而且工资不断上涨。过去这几年普通劳动力的工资上涨越来越快。二是2010年出现了显着性的转折。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到2010年达到顶峰,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是绝对的减少,每年以几百万人的速度在绝对减少,这两个转折点合起来意味着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利用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再有无限的供给劳动力,也不再有资本报酬递增的现象。因此我们综合考虑到劳动力短缺的制约因素,投资回报率,就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以后,真实世界的投资回报率已经显着下降了,过去这些年非常明显。再有一个是生产率,如果劳动力转移速度没有那么快,和发达国家距离缩小了,继续提高的空间也在缩小,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合并到一个增长的账户都会得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显着下降。在“十二五”规划期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10%,我们真实的增长率大约也是10%。“十二五”平均7.6%。2012、2013年和今年的状况,过去是7.7%,今年是7.5%,大体和我们的预测一致。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潜在增长率还将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期间大概降到6.2%。

《经济参考报》: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造就了一个世界“奇迹”。很多人把“人口红利”的影响看作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您的研究结论是什么样的?

特别是2012年之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实际增长率也在下降。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很难再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中国不再具有人口红利,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减速,原因是什么?过去30多年我们高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我们都知道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高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

《经济参考报》:提高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吗?很多发达国家采用这种办法,您觉得在我国适用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当然了,人口红利印度有,非洲也有,中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人口结构变化也倾向于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只有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实现了高速增长。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充分条件,就是改革开放。

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现在已经是53%、54%,但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也有35%、36%,这两者之间的差其实就是农民工。农民工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社会保障没有得到充分的提供。孩子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供给水平、劳动的参与率。同时进一步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继续转移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还要基于生产力,同时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入学水平,适度的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我们可以看到,户籍制度改革和人的城镇化率是一个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政策。人的城镇化即通过改革转方式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改革红利,同时还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也有助于平衡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消费需求比较稳定,这一部分成为我们宏观经济的稳定器,一方面稳定住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努力提高消费需求的比重,可以从需求方保证今后的经济增长根本持续,宏观经济更加稳定。尽管不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其实也是一种改革的红利。

蔡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明显的突破。此前,这个领域的研究长期集中在观察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并不确定,即正面或负面关系的证据都存在。然而,当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观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关系之后,人们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比重不断提高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可以通过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即人口红利。研究发现,在2010年以前我国劳动人口(即15至59岁之间的人口)一直持续增加,人口抚养比(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负担较轻,经济增长的剩余不断积累,出现了高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率,也就是人口红利。

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之后是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也达到了低谷,之后是迅速提高,这些因素相应都改变了过去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变量。比如,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工资提高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加快丧失。新增劳动力越来越少,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劳动力开始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了。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速度也大大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也缩小了。因此,利用这些新的变量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

最后一点,当我们知道了农民工的市民化、人的城镇化可以带来总体上的改革收益。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新的改革方式,老的改革方式是帕累托改进,这个改进收益很明显,让一拨人获益而没有受损,这种改进好,大家欢迎。我们肯定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我们利用改革收益分摊改革成本,补偿改革中的受损者,在这里我的意思。我们推进人的城镇化,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收益。

蔡昉: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快速下降,目前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大陆人口转变的轨迹,与中国台湾地区和许多邻国是一样的,可见不是计划生育一项政策促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中国到了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出现了社会老龄化等问题,其实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即使改变了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了生育限制,也改变不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放开生育限制之后,中国也不会在生育率上有特别显著的提高。但是我赞成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行的,当时说3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或者政策。“情况发生变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现在中国生育率下降到1.4的水平,已经具备了改变政策的条件。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每年增长1.8%,劳动力供给是丰富的,是便宜的,每年又有大量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新增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比存量劳动力高,因此人力资本得到改善。从资本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多,人口抚养比低,这样的人口结构有利于储蓄,因此我们改革开放时期具有比较高的居民储蓄率。

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减速,原因是什么?过去30多年我们高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我们都知道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高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些都是人口因素。但是60%、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那么它跟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是当处于下降的趋势,而且负担越来越轻的情况下,其实有利于我们更多的经济增长剩余转化成积累、储蓄,从而投资,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关系是,如果劳动力因素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是无限供给的,因此你的资本不断投入,就不会遇到递减的现象。这两个因素可以实现高准确率、高基准率以及资本报酬较高,这两个因素支撑了过去30多年主要靠资本积累推动了经济增长。

《经济参考报》:人口红利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应该如何观察?

(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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